本报记者 赵永新
师昌绪，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1952年获美国欧特丹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请他指导科研工作的，请他题词的、写序的……他几乎有求必应。2010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研究的奠基人、著名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1965年研制成功战斗机用的发动机涡轮叶片
1955年6月，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来到位于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
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
“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昌绪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荣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质量问题。
主持航空航天碳纤维研发，创新机制，让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中标参与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2000年春，年近80的师昌绪找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昌绪说，“如果碳纤维搞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昌绪的邀请。这年8月，师昌绪召集了由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基金委等相关单位58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怎样把碳纤维搞上去。会议纪要里，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请师昌绪院士作为技术顾问和监督。
师昌绪欣然从命，很快又召集了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具体方法。座谈会上，有人给师昌绪泼凉水：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过去几个部委联合起来都没弄好，你能指挥得动么？
“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不服输的师昌绪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
在实施过程中，师昌绪吸取以前的教训，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一家民营企业一举中标。师昌绪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这家企业实地指导，还专门协调有关部门提供3000万元资金，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我国航天航空所需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昌绪笑称。
“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他就抓住不放。”李克健说。
数十年“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秘书长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带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
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加入该组织对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据袁海波回忆，1986年国际材料联合会在美国举行会议，师昌绪与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应约参加，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料联合会修改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
“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记忆犹新，“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
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昌绪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
虽然年事已高，但师昌绪开会做演讲、报告，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他都一丝不苟。
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昌绪过目。“我原以为他把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昌绪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11个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昌绪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一些贡献。”
师昌绪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